大同地区瓷器创烧于唐代，辽、金时期，随着大同地区政治、经济地位的上升，制瓷业逐渐进入繁荣期。辽代建国初期，由于其游牧民族习性，财物主要靠掠夺获取，《辽史·肖阿古只传》载“天赞初年，与王郁略地燕、赵，破磁窑镇”，其中磁窑镇即为今大同浑源县青磁镇。攻取青磁镇，一为掠夺财物，二为带走能工巧匠。

影响是相互的，契丹人被汉人影响的同时，汉人也被契丹人所影响，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融合。这时期，大同窑瓷器上出现了契丹人喜欢的纹饰和题材，而同时又保留了汉人的工艺和造型。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，大同地区瓷窑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，创烧了仿金银器錾刻的黑、白釉瓷器剔刻这一极具民族融合特征的伟大工艺。

瓷器剔刻工艺起源有许多种说法，仿金银器錾刻，而剔刻瓷器是金银器的替代品。契丹人属于马背民族，辽代早期，出于携带方便和羡慕唐代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金银器，而金银器的器形、纹饰和制作工艺均是仿唐的工艺风格和艺术特征，不排除有使用传世的唐代器物。进入辽代中期，瓷器的使用和制作就普及起来，仿金银器纹饰和工艺也就在这段时期出现。从辽宁法叶库茂台七号墓出土的剔刻牡丹花长颈瓶可以看出，它与在大同浑源窑窑址上所发现瓷器标本的剔刻纹饰非常一致。据此，可以初步判断大同浑源窑及怀仁窑是瓷器剔刻工艺的发源地。

大同地区创烧的剔刻工艺主要有：

白釉地剔刻装饰工艺

黑釉地剔刻装饰工艺

黑地白剔刻装饰工艺

大同地区瓷器的剔刻工艺深深地烙着唐文化的印记，准确地讲它是石雕、金银器錾刻和锤碟艺术的演进，也可以说是瓷雕刻艺术，它是北魏与盛唐雕刻艺术在瓷器上的运用，是赋予了传统雕刻艺术后继生命力的新载体。

辽代的剔刻工艺古拙而流畅、粗犷而肯定，简洁的手法既显现出刻工的老到又透露着初创的青涩，这正是艺术创新的特征。它以刀作笔，在立体的瓷面上运笔，刻刀起舞时，心到意到，意到刀到，一气呵成，使作品具有立体感和韵律感。其纹饰看似草率，实则率真流畅，近看，剔刻的是线条和枝叶，远观，却是流动的草原和草原上飞舞的花，既写实又抽象，跃然一幅天野茫茫、风吹草低的国画。

进入金、元时期，北方稳定统一，晋、冀、豫、鲁连为一体，剔刻工艺也开始进入了成熟期。金、元的剔刻风格不仅继承了辽的自然与率性，技艺也更加精进，剔刀游刃有余，剔刻更加自然，线条更加优美，韵律感也更强。同时，将书画技艺运用到瓷器上，加入了文人色彩：一段文字，间架结构完整、刀笔凌厉，刻过的线条犹如留下的文字，仿佛魏碑重现;一个动物，采用大写意，刀为笔、笔为刀、一气呵成、一笔完成，体现了工匠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和精湛的剔刻技艺手法。

辽、金、元时期的大同是一个多民族聚集、交融的地区，这里的文化和艺术也必然有着多民族融合的特征，而这样的特征就增加了它所创造出的艺术品的历史高度，比如云岗石窟、辽代彩塑，以及瓷器剔刻工艺，特别是瓷器上的剔刻艺术，还未被世人所熟悉。但这一具有北魏遗风、盛唐挽歌的艺术品终将会被人们认知，而且应当成为大同地区高古艺术的终结者。在这里，我们有理由赋予大同诸窑口一个正式的名称——大同窑。